新视角NPF提要：
十月革命造成浙江宁波海曙区乌鲁木齐私人贷款应急周转私人秒批可上门!了史无前例的以贵族为主体的俄侨大流亡浙江宁波海曙区乌鲁木齐私人贷款应急周转私人秒批可上门!，其人数不仅超过了俄国史的任何时期，也超过了同期的驻华外侨。20世纪20年代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及其周边，30年代因为中国时局动荡而南下的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上海。俄侨贵族不仅保持了东正教特色的俄罗斯文化，而且促进了哈尔滨和上海等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作者张宗华，任职于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姜艳红，任职于苏州大学外语学院。原题：《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在中国的流亡》（下），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9期（2017年12月）。相关文章：定居于哈尔滨、上海、天津等地的俄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1917年之后，俄国贵族难民的流亡之路
二、1917年后俄侨贵族在华流亡的三个阶段
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家族，1613-1917年。
1．1917～1924年，十月革命爆发到中苏建交、缔结《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详见公号昨日文章）
2．1925～1931年——中苏建交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1924年5月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奉俄协定》，结果却使苏联控制了中东铁路，导致了东北哈尔滨俄侨的分化——苏侨和无国籍的白俄。对十月革命抵触不大的俄侨老贵族看重薪俸和职业，开始申请苏联国籍，1926年加入苏籍的俄侨达到1866人。而历经艰险从西伯利亚逃难出来的俄国贵族等大多数难民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一些人为了保住职位而加入中国国籍。而对两国国籍都拒绝加入者失去了工作，沦为无国籍的白俄，他们纷纷逃往内地与国外，哈尔滨俄侨人数由1922年的约155000人迅速降到1927年的55959人（其中30322人是失去国籍的白俄）。
中国发给一位俄侨的身份证件。
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原先在中东铁路工作的白俄全部被解雇，白俄团体被解散。1930年约有白俄2136人被解雇。据统计，1931年3月从俄国逃到北满的俄国人约3000人。1930年抵沪的俄侨非正式估计为13500人。也就是说，十二年内抵沪的俄侨人口增加了12倍，而同期的上海外侨总数只增加了1倍。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调查的结果，“满洲”的白俄达到59900人，中国本部的白俄达到72400人。
哈尔滨曾经作为中国俄侨的“首都”，但自20世纪20年代起，哈尔滨俄侨贵族的生活日益艰辛，中东铁路当局大批解雇俄国侨民，使其濒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俄侨贵族“有投入英、美、丹、瑞国籍者，求保护。有赴日本神户、长崎者”。有些在香港、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定居。有些能获得签证并付得起海外旅费的就前往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但更多迁居到天津和上海。哈尔滨俄侨南下上海有诸多原因：一是东北地区的近10万名哈尔滨俄侨中，约2/3是不认同新政权的白俄贵族，他们不愿回归俄国；二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动荡不安，1929年中苏武装冲突的爆发，使之更加困苦不堪；三是中东事变后大批白俄的岗位被苏俄取代，这些白俄被迫变卖家产，南下另谋生路。
在哈尔滨的俄国贵族。
20世纪20年代宽松的中国法律，尤其是上海租界与华界并存的特殊格局，使俄侨贵族在居留、迁徙和工作上得到与华人一样的自由。1920年，上海法租界只有210名俄侨；而到1928年，已经达到2358名。中苏建交后，绝大多数俄侨贵族虽对苏联政府仍持抵制态度，但面对现实他们也认识到，与其徒劳地去为重建一个能被上海俄侨公认的个人或集体权威而争斗，还不如大力发展具有鲜明俄罗斯民族特色之个性，激发每个俄侨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以诚实和卓有成效的劳动，在远离祖国的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此外，“不管操什么职业，俄国流亡者都发现上海有一种超道德的活力，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从中清除战争与革命带来的烦恼。……从前的圣彼得堡的居民发现，远东的巴黎在精神上补偿了他遗留在俄国的东西……俄国的报纸、商店、饭馆和夜总会全部给流亡生活系上一根红线，使它同已经消亡而又仿佛就在眼前的革命前的往事联系起来”。
一本上海俄侨影集的封面。
20世纪20年代末期，穷困潦倒的俄侨贵族凭借自己的刻苦、毅力和才能，经过数年的艰辛奋斗，终于熬过难民生涯中最初的艰苦岁月，变成收入稳定、精力充沛、对生活怀有希望的上海市民。
3．1932～1945年——日本侵占东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32年，日本当局一手操纵的傀儡“满洲国”成立；1935年，苏联政府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伪满政府。此后，苏联撤走中东铁路的苏籍员工。由于日伪当局高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论调，一小部分白俄贵族把希望寄托于日本人，企图依靠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苏维埃政权，但很快尝到了亲日的苦头。在白俄贵族的商行和店铺里，被强行安插了日本“顾问”进行敲诈勒索，最为轰动的便是1933年在哈尔滨的卡斯普被绑架事件。
苏联政府在1935年3月和日伪政府签订《北满中东铁路让渡协定》等文件，将中东铁路的权利让渡给日伪政府，苏联撤走大批苏侨，关闭在东北的领事馆和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中东铁路转让后，大约有三万名哈尔滨的俄侨返回了苏联，其中包括数千名临时办理苏联护照的无国籍白俄。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共及秘密警察领导人叶若夫颁布“00593”号命令，致使约5万名“哈尔滨人”被捕，其中30992人被处死。1936年，哈尔滨白俄只剩下30589人，苏侨有7804人。
笔者有幸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俄侨贵族的后代沈宁（阿拉?谢尔盖耶夫娜）。据她所说，1919～1920年时，35岁的外公阿列克谢伊里奇?扎莫达耶夫与21岁的外婆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娃跟随俄国杜托夫将军从俄国奥伦堡流亡到新疆伊犁，1923年母亲妮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扎莫达耶娃出生在伊犁。1934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平叛回乱求助于苏军，苏军要求追捕在中国逃亡的白俄军人，外公被强行遣返到苏联，1941年8月9日被枪毙，1989年才得到平反。1938年母亲结识了来自浙江的父亲沈崇训，带领全家摆脱困境离开新疆辗转北京，最后安居在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妮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扎莫达耶娃和丈夫沈崇训在新疆相识。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俄侨达到15000～20000人，其中包括犹太人4000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的俄侨聚居区从公共租界转到法租界，霞飞路及其周围地区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上海新的现代化闹市中心，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块俄侨区：行列整齐的梧桐，黑白相间的仲夏遮阳伞，含有浓重俄国味的店招，高加索的粗厚用具，莫斯科近郊式的花坛，伏尔加河流域式的烈酒，东欧式的大菜，粗犷而又深沉的歌声，以回旋为主步的舞蹈……这一切都令人惊叹不已，也使霞飞路及其附近很快被称作“东方的圣彼得堡”。
上海的白俄贵族出现两极分化。20世纪30年代在俄侨中70%有能够糊口的固定职业：从卖假宝石或羊毛毯的小贩到大公司经理，从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到为人所不齿的娼妓，从最兴奋的舞场乐师到最颓废的午夜更夫。其他30%的白俄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自由职业者和以非法手段谋生者。在白俄贵族工商业者中出现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也有很多无立锥之地的俄侨贵族。有些人日间徜徉在街衢之间，叫售肥皂、绒毯等物，夜间则蜷缩于闸北之俄国教堂，常乞人之残羹冷饭以果腹；另外一些则靠做些小工，赚几个钱啃大饼，有许多人每月收入甚微，每天只能吃一顿面包红汤，此外，就靠买点烘山芋吃吃，聊以充饥；有一些只好以乞讨老朋友可怜的资助来度过痛苦的岁月；还有少数连起码的一宿之地都没有，夏夜在广场露宿，深秋后甚至有人住在空洞的墓穴中。白俄贵族中的一些“大人物”，抵沪之前还下意识地尽量保持自己往日“高贵”的生活方式……但当生活的刺激挑破那些历史的残梦时，他们便会把一切自大狂和自尊心都抛弃了。“公主”和“伯爵夫人”开始倚门卖笑；“贵族”中竟然有人参加了三只手集团。20世纪40年代初，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路口还有一个托碟的“将军”，专收拾人们的残羹冷饭。
尽管如此，随着整个俄侨界的日益繁荣，俄罗斯文化在上海很快进入极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白俄贵族在物质生活提高以后，开始致力于保持和发扬俄罗斯文化。他们虽然缺乏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仰，但并不缺乏对传统的东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五个春天便开始募捐，建筑自己的东正教堂：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法租界亨利路（今新乐路）的圣母堂。坚信上帝和神圣的东正教成为俄侨贵族流亡生活道路上的精神支柱，俄侨贵族在上海没有被东方异质文化所同化。他们仍心系故国。“即使山穷水尽，濒于绝境，我们也从未低头认命。虽被逐出国门，我们仍日夜把祖国萦怀。”20世纪30年代上海俄罗斯文化的极盛时期由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中断。
上海的俄侨贵族。
随着苏联国内建设的进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流落异乡的普通白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尤其是流亡白俄贵族的第二代对苏联寄予同情，有的打算回国加入苏联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俄侨贵族陷入艰难和黑暗的岁月。二战结束后，虽然苏联取得胜利，但少部分俄侨贵族凭借多年磨练出来的政治敏感性预感到回国凶多吉少，“近两年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诸如侵占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更以不容置辩的事实表明：苏维埃制度的原则和手段，仍一如既往。我们俄侨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苏维埃当局对东正教会的凌辱与迫害及对家人的杀害，也不会宽恕他们多年在集中营里屠杀几百万俄国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镇压及对士兵的暴行。”因此，他们更多地是移往欧美国家。
三、俄侨贵族在华流亡期间的各类活动
在政治军事方面：
1917年后俄侨贵族先后在哈尔滨成立“俄国人民自由党”、“远东护国卫法团”、“远东义勇军”等准备返俄参战，配合武装干涉军。流亡在哈尔滨的尼?乌斯特里亚洛夫、前政府高官尤?克柳奇尼科夫参加路标转换派（Веха），在哈尔滨创办杂志，出版论述路标转换思想的著作，从最新的感受重新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
中国历史的变化使俄侨贵族有了摆脱困境的机会。军阀混战中，流亡到东北的白俄将军克列尔泽、梅尔库洛夫和巴雷什科夫将军、扎维亚洛夫上校等人投靠张作霖。1922年约有40名白俄军官参加张作霖的空军和炮兵。1924年在张作霖的奉军中成立了由张宗昌指挥的俄国队。1927年初，处于困境中的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委托格雷博夫中将利用远东哥萨克的部队组建俄国队，格雷博夫任俄军司令，海军上校福明任副司令，后来成为上海万国商团的正规军。300人的俄国军团大部分是年龄在23～27岁之间的俄国军官，90%的成员参加过国内战争；白俄雇佣军加入中国军阀，镇压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俄国的白军受命运的摆布卷入了中国的内战，在一系列流血的战斗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沈阳到上海，从太平洋之滨的青岛到中原地区的河南省会开封，到处都有俄罗斯士兵和军官的坟墓。”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白俄军官11人参加上海万国商团的步兵队。
1927年11月7日，苏联驻沪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活动，俄国贵族组织的上海俄难民权利委员会号召白俄11月7日罢工，下半旗，在苏联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悼念活动。《上海柴拉报》也在当天刊登有关十月革命后重大事件的文章和回忆录等。
上海柴拉报办公室前的俄侨。
1925年在哈尔滨的俄侨大学生中出现了同乡会名义的民族主义组织和团体——“俄罗斯法西斯党”，其领袖是康?弗?罗扎耶夫斯基。它在全世界的18个国家建立了分部，党员人数在1～2万人，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几宗轰动的绑架案与之有关。但“俄籍的移民，在个性上，大多数是反日的”。白俄贵族团体大多俱不媚日。此外，面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北方的灾情，俄侨贵族举办音乐义赈大会，募捐救助中国灾民，1922年募捐24000元。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上海白俄贵族与其他国际友人一起积极加入中国军队助战。外国人士在中国军队参战者共有451人：美国152人，法国124人，苏联115人，英国55人，其他国籍5人。此外，有改为中国国籍的白俄300人与苏侨一起上战场。在近800名的中国客籍军中，以白俄居多。1926年从西伯利亚来到上海的白俄军事家莫洛契科夫斯基在北伐期间曾统率华北军用火车，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在98师参战帮助十九路军。1937年在“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时统率装甲车一列，掩护中国军队撤退。
在哈尔滨的俄国法西斯主义者。
在经济方面：
十月革命后，俄侨贵族不接受沙俄时代创办的驻华道胜银行国有，而是继续运营。1920年10月道胜银行与中国政府签订管理中东铁路的协定，承认中国对铁路的各项权利。此外，俄侨贵族在哈尔滨创办两家股份公司（第一和第二借款公司）、犹太国民银行、环城银行和房产主银行。
十月革命后，霍尔瓦特继续维持中东铁路的各项权益。但中东铁路被国际共管后，沃斯特洛乌莫夫担任中东铁路局局长，各处处长由俄侨贵族担任。俄侨贵族在哈尔滨开设了铁路总工厂和54家轻工业工厂，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巴多烟厂和秋林公司。1924年中东铁路在哈尔滨松花江上有4艘汽船、12艘货船，夏特柯夫斯基公司有2艘汽船、2艘货船，东西伯利亚公司有4艘汽船、2艘货船，其他俄侨贵族商人有11艘汽船、6艘货船。1922年，设在中国的秋林公司由俄侨贵族尼阿卡西雅洛夫等股东继续经营。
20世纪初上海的俄侨贵族商人寥寥无几，十月革命后上海的俄侨贵族商业活动迅猛发展。1919年上海约有俄侨1000人。1924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创办亚历山大手术机械厂。1926～1928年，俄侨贵族在上海霞飞路开设15～20家小百货店、10家食品店、30家服装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药房、5家钟表首饰店、3家照相馆、2家炊具店、5家理发店、5家出租汽车行、3～4家皮鞋店、5～6家报亭、4家糕点铺、几家花店和1家金鱼店。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一流的医师、建筑师和工程师中，已有1/10以上是俄侨贵族。在法租界俄侨已是法侨人数的三倍以上，霞飞路很快便成为仅次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条新的繁华大街，被俄侨贵族戏称为“涅瓦大街”。
上海俄侨开设的音乐店。
十月革命后，往日从事新疆贸易的俄侨商人大多滞留在新疆改做中国货生意。1920年俄侨贵族在乌鲁木齐的商行有：芝盛洋行、天兴洋行、德盛洋行、德和洋行、仁中信洋行、吉利洋行、茂盛洋行、大利洋行、吉祥涌洋行。1919～1926年在库车俄侨贵族的商行有：东关、哈尼海买斯巷、公冈巷、棉花八栅、粮食八栅、东河坝等。与哈尔滨、上海俄侨贵族的商业活动比较，在新疆的规模小，人数少。然而，俄侨贵族是新疆民办工业的主力军，他们在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从事畜产品的加工业——皮革的鞣制和加工，还有甜点食品加工业、制造靴鞋、缝纫、修理钟表、自行车等。比较著名的是伊犁木沙巴耶夫的皮革厂。1928～1931年，俄侨贵族协助开通了新疆塔城到乌鲁木齐的公路，1927年开通了乌鲁木齐至奇台的运输班车。一部分俄侨贵族在伊犁、塔城、阿山沿边地区利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工具务农。在东北，20世纪20年代，俄侨贵族商人在北满的东西部林区拥有林区35135平方公里，规模最大的是斯基德尔斯基、柯瓦尔斯基、舍甫琴科3家。
流亡到新疆的俄国贵族。
在文化方面：
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经济的发展，俄侨贵族开始注重在哈尔滨的精神文化生活。十月革命后，大批俄侨贵族涌入哈尔滨，辉煌灿烂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也随之到来。远离欧洲的远东侨民文学保持了原有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东方的手法，其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的产物。20世纪20～30年代远东侨民文学在哈尔滨和上海卓有成效。十月革命以前哈尔滨已经有一批俄国诗人（亚历山德拉?彼得洛夫娜?帕尔考、谢尔盖?阿雷莫夫）；1920年，作家古谢夫?奥连布尔格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塔列茨成立了文学和诗歌团体；团体“青年丘卡耶夫”的组织者阿?阿?格雷佐夫相继出版了五部诗集。
俄侨在哈尔滨最大的音乐团体是俄国古老艺术研究会（ОИРСИ）。1921年俄侨贵族在哈尔滨开设了第一所俄国音乐学校，1924年开办了以俄国作曲家、指挥家格拉祖诺夫命名的高等音乐学校，1927年成立了一所音乐专科学校。20世纪20年代，俄侨贵族在哈尔滨上演《俄罗斯婚礼》、《天鹅湖》、《雪姑娘》、《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卡门》等歌剧剧目。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歌剧指挥家卡普伦?弗拉基米尔在哈尔滨成功指挥过《波利斯戈东诺夫》、《浮士德》、《沙皇的新娘》、《黑桃皇后》等。
哈尔滨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圣母教堂等内部设置的诸圣画像都出自俄侨贵族名家之手。1908年毕业于莫斯科帝国斯特罗戈夫美术学校的М.А.基奇金在哈尔滨南岗地区创办“荷花”（ЛОТОС）画室，培养了一批艺术家。
哈尔滨的东正教堂。
1898～1917年，俄侨贵族仅在哈尔滨一带就开办了20多所各类学校。20世纪20～30年代，俄侨贵族形成了一套从小学、中学、职业学校直至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从教材、学制、经费到最终目的的教育管理体系，使十月革命后被迫流亡的贵族后代能够继续接受正规教育。1920年，一批俄侨贵族教授创建哈尔滨高等经济法律学校，1922年改为哈尔滨法政大学，首任校长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家乌斯特洛亚科夫。1920年9月9日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筹建中俄工业学校，1922年改为哈尔滨工业大学。1923年，俄侨学者支持的东省文物研究会成立；同年，东省文物研究会陈列所（即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以俄文为主的俄侨新闻出版也迅速发展起来。1917～1922年，俄侨贵族在哈尔滨先后创办发行报纸（《前进报》、《俄罗斯之声》、《霞光报》、《传闻报》、《论坛报》、《风闻报》、《回声报》、《俄语报》、《哈尔滨时报》等）近50份。1926～1935年，俄侨贵族在哈尔滨出版杂志（《满洲通报》、《圣赐粮食》、《边界》、《民族》等）近250种。1918～1949年，俄侨贵族在哈尔滨出版各类图书达4000余种。
东省文物研究会。
从中国东北迁居上海的俄侨贵族艺术家建立各种文艺社团，如东方文学联合会、星一会、星二会、星三会（或称赫拉姆联谊会，ХЛАМ）、星四会、星五会、东方联谊会、艺术与创造联合会、乌克兰演员联谊会、乌克兰文化教育协会、普希金委员会等，还出版文集，发表俄侨贵族的作品。1934年，俄国作家И.А.布宁（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编者注）与其中的一家社团建立联系，并担任名誉会长。20世纪30～40年代在上海颇有影响的赫拉姆联谊会，其核心人物是芭蕾舞剧导演Э.И.埃利罗夫、《上海柴拉报》的编辑Л.В.阿尔诺多夫、作家В.С.瓦尔、音乐家А.Г.别尔莎斯基、А.О.基尔萨诺夫、记者А.В.彼得洛夫、画家Л.В.斯克维尔斯基等。1936年，该会授予俄国歌唱家А.韦尔金斯基“上海名流第一骑士”的称号；同年还隆重地接待了俄国演员、世界知名歌唱家Ф.И.沙里亚宾。1937年2月，普希金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了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仪式。表演艺术家、导演托姆斯基和话剧导演、音乐家普里贝特科娃主持的俄国话剧团曾先后上演过许多俄国古今名剧。芭蕾舞演员谢罗夫、曼热莱、埃利罗夫等人先后抵沪定居并演出，使上海芭蕾舞剧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极盛时期。1925年，М.С.连比奇创办《上海柴拉报》。1929年，П.И.扎伊采夫创办《语言报》，该报政治色彩突出，明确规定不接受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
上海工部局乐队参加的演出。
俄侨贵族在上海有三大音乐基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室内音乐协会、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7年成立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俄侨贵族人士Б.С.扎哈罗夫、З.А.普里贝特科娃、С.С.阿克萨科夫、И.П.舍夫佐夫等先后在此任教。“上海的西洋音乐活动大多依靠俄侨音乐家，俄侨（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演员、歌唱家和美术家，更使上海观众为之倾倒。”
1920年毕业于莫斯科绘画、雕塑及建筑学校的画家波德古尔斯基不仅作画，还参加上海沙逊大厦、法国夜总会的设计。1928～1931年俄侨贵族画家波德古尔斯基、皮库列维奇、帕什科夫、基金奇、丹尼列夫斯基等多次举办画展。20世纪30年代，俄侨画家不仅擅长绘画创作，还精于建筑和艺术的设计，如建筑师亚龙设计了法租界的圣尼古拉耶夫教堂、利霍诺斯设计了圣母大教堂。1924年索科洛夫斯基定居上海后，在上海各建筑公司从事建筑艺术装饰设计，取得一级建筑师的资格。古斯特、萨夫罗诺夫等人从事商业广告、橱窗设计和舞台美术设计。俄罗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特列奇科夫的传奇生涯也是在1930年侨居上海后开始的。
上海的俄侨教育与哈尔滨迥然不同，俄侨贵族子女一半在其他国家的驻华学校内接受教育。由于上海国际化的环境，俄侨贵族在上海创办了12所教育团体、5所俄侨中小学、12所专科学校与职业学校、3所高等学校。他们创办的俄国教育学会强调“竭尽全力不使俄侨学生被外国人同化，并使他们时刻牢记祖国，成为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文化的继承者”。1921年，沙俄驻沪总领事格罗谢（В. Ф.Гроссе）的夫人和普林茨创办了第一所俄国学校——俄国实科中学，校长为俄国第四届杜马代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1922年，第一西伯利亚士官武备学校与伯力士官武备学校的师生近700人随斯塔尔克将军所率俄侨难民船队抵沪，少将Е.В.鲁塞特担任西伯利亚军校的校长，少将А.А.科尔尼洛夫担任伯力军校的校长。1930年创办的上海海运学校，校长为黑海西北部海防司令兼黑海水上航空兵司令М.И.费奥多罗维奇少将。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娃。
笔者采访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代俄语教授世家沈宁一家对近代上海的教育事业功不可没。20世纪20年代他们流亡到新疆伊犁，40年代末定居上海。在1949年12月创办的华东革命大学附设俄文专科学校（今天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里，外婆和母亲率领120多位俄罗斯教师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俄语人才，1978年沈宁老师登上了上外的讲台。
上海俄侨教育多样化，不仅有东正教下俄罗斯民族的教育传统，也有西欧国家影响下的洋化教育；由于流亡上海的俄侨贵族的经济困境，学校的师资规模和设备都不如其他国际学校；上海的俄侨贵族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方式争议很大，没有统一的俄侨教育事业的管理中心。其业绩不如哈尔滨。
20世纪30年代，随着局势的动荡，哈尔滨俄侨贵族大批南迁到上海，俄罗斯文化在上海出现了一个极盛时期。出版发行了24种俄文报纸、27种俄侨杂志。如1925年10月25日远东俄侨报业巨头М.С.连比奇创办《上海柴拉早报》、《上海柴拉晚报》，全面、鲜明地反映上海俄侨、外侨及华人生活中有趣的事。1929年1月7日，И.М.阿尔塔舍科夫创办《斯罗沃报》，该报的宗旨是“与一切有损俄国国民事业的言行斗争”。
《语言报》。
20世纪30～40年代上海俄侨贵族出版的文学作品有：阿库利宁的《奥伦堡哥萨克军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阿普列列夫的《海军中校——不应忘记……》、阿诺尔多夫的《中亚散记》、格拉戈列娃的《流亡者的激情》、布拉托夫的《一位将军的故事》、谢韦尔内的《屠格涅夫的故事》、《北极的妇女》、《斜视的圣母》、《中国瓷人——财神菩萨》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妮娜?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娃和学生们。
20世纪30年代俄侨贵族创办的广播电台有：1933年开播的俄国广播电台；1935年12月8日易卜拉欣?艾哈迈拓维奇?马姆列耶夫创办的第一鞑靼广播电台。20世纪20～30年代俄侨贵族创办的书店和图书馆有：1925年俄侨贵族商人谢尔巴科夫创办的俄罗斯事业书店暨图书馆；托尔热夫斯基图书馆；百老汇俄侨图书馆、杂志图书馆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爱伦堡贵族后代沈宁（阿拉?谢尔盖耶夫娜）。
十月革命后流落异乡的俄侨贵族在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涯中依然保持浓厚的东正教传统。修士大司祭安德烈耶夫曾经论述俄罗斯东正教的使命：“俄侨长期居住国外，深感被同化之忧虑，因为他们远离祖国，失去了与俄罗斯人民的联系。只有保持丰富的精神生活，只有增强宗教信仰，才能使俄侨依作为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之一员而存在下去。俄罗斯的思想也总是宗教的思想，这就是‘神圣俄罗斯’。”1898年，海参崴俄国东正教司祭茹拉夫斯基进入哈尔滨，建立第一座东正教堂。1898～1956年，在哈尔滨及东北各地共有97座东正教堂，其中哈尔滨有22座。1917～1938年，东北各地有44座东正教堂，其中哈尔滨有13座。1922～1924年，哈尔滨建成5座教堂，2座修道院，中东铁路沿线各地建成11座教堂；比较著名的有圣尼古拉教堂、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圣母报喜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等。
上海的东正教堂。
在上海，对上帝的信仰、忠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使俄侨贵族相继建立了12座教堂。例如，圣尼古拉军人小教堂是斯塔尔克将军在1922年撤退到上海时，率领两所贵族士官武备学校的教官和学员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设立的教堂。1925年，季捷里赫斯中将及其夫人在所办的孤儿院中设立了俄国女子中学圣母堂。1927年，以格罗谢为代表的上海俄侨各界成立筹建委员会，通过募捐建立了复兴路圣母堂。1931年，流亡上海的沙俄海军军官发起筹建了霍山路圣安德烈教堂。为了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2年在格雷博夫中将倡议下，集资建立了俄侨在法租界的第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
上海俄国犹太贵族的聚会。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以贵族为主体的俄侨大流亡，其人数不仅超过了俄国史的任何时期，也超过了同期的驻华外侨。20世纪20年代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及其周边，30年代因为中国时局动荡而南下的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上海。俄侨贵族不仅保持了东正教特色的俄罗斯文化，而且促进了哈尔滨和上海等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